记者：《藏獒2》是在《藏獒》写作前就计划好了，还是在《藏獒》走红之后才产生的创作念头？
杨志军：刚刚写完《藏獒》时，我就有了创作《藏獒2》的打算。虽然读者和专家都给予《藏獒》很高的评价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写得比较拘谨，不过瘾，有些该展开的还没有展开，比如对藏獒的历史、故事的把握就不是很放得开，我试图能把它弥补过来，就有了《藏獒2》的创作想法。
记者：《藏獒2》与《藏獒》在故事上有何关联？
杨志军：《藏獒2》在故事上是《藏獒》的延续，《藏獒》中的几个主要形象，比如獒王冈日森格、大黑獒果日等，都会出现在《藏獒2》中，但同时又有新的藏獒形象、新的悲剧角色、新的性格展示。我在《藏獒》的故事中已经留了伏笔，虽然我交代了主人公的结局，但中间有一段历史是空白的———故事发生在1950年和1951年，但人物的结局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。在《藏獒2》中，我选择了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作为《藏獒》的延续。
记者：在《藏獒2》你主要写了哪些内容？要表达什么主题？
杨志军：《藏獒2》的主要故事是大灾难时期藏獒和人的表现，以及藏獒的对立面的表现，包括狼和其他野兽，通过搏斗来体现藏獒的价值，体现人的价值，同时传达我们对自然、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道德的理想。我在《藏獒2》中想表达三个内容：一是人类的生命意识和动物的生命意识；二是人和藏獒的关系，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；第三个想表达的是藏獒这个物种远远不是我过去写的那么简单，它还有更加复杂的精神表现。这部小说要更集中地表现藏獒的各种精神，忠诚、大义凛然、见义勇为、舍己救人的精神；同时要更加充分地展示藏獒的对立面是如何强悍，它们作为生命体是如何爆发原始的野性的魅力，因为只有藏獒的对立面是野性十足的精灵，藏獒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。
这部小说还要充分展现青藏高原的风貌，所以我选择了一场大雪灾。雪灾是青藏高原最普遍的一种灾难，我要用雪灾来表现藏獒的精神。在这里面还更集中地表现了青藏高原的人文环境。西藏热不仅是中国才有，全世界都有，我们追寻西藏的时候，是在追寻内心深处缺少的东西。我试图通过藏獒来告诉人们，我们缺少的是什么，我们应该具有的是什么，可以说《藏獒2》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，作为作家，我有回答当下问题的冲动。我想一个作家不仅要忠于人类良知，还要忠于人类理想，我试图朝这方面努力。
记者：《藏獒2》描写藏獒和狼群惨烈打斗的场面占了很大篇幅，而且他们之间的冲突更加血腥激烈，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？
杨志军：不是，我只是想还原这两种动物的本来面貌，尊重它们曾经有过的生存事实，也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展示它们的气度和本领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，打斗是必须的，就好比写战争的作品不能没有战争场面一样。打斗是生命的较量，谁胜谁负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拿不准。打斗是营造故事悬念的基本手段，我就是要在藏獒和狼群打斗中，向读者展示出慈悲和善良以及人道主义精神。
记者：在《藏獒2》中，你笔下的狼好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“恶”的符号和象征，它们身上不仅仅有“狼性”，也还有善的一面，狼的性格变得丰富起来。你对狼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杨志军：其实整体上说，我对狼这个物种没什么偏见，我只是对“狼文化”有批判的态度。在《藏獒》中，我虽然也写到狼，但篇幅很小，批判也是很概念化的批判。但在《藏獒2》中，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狼，不是只有一种表现，有好的，也有坏的，还有中间状态的狼。
记者：自从《狼图腾》和《藏獒》问世以来，“狼獒之争”就再也没有终止过，广大读者自动分化成两大阵营，一方认同“狼文化”，觉得狼的生存哲学可以弥补现代中国人的某些不足，另一方则宣扬“獒文化”，觉得它在呼唤人性回归和道德规范重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作为“獒文化”的倡导者，你如何看待“狼文化”？
